文／陈湘婷
谢广听到小产权房“有望转正”的最新消息时，正在筛茶。潮州人喝广式颇为讲究，三个茶杯放在一同，轮流不停地来回斟，避免先浓后淡。他将一人份茶斟到7分满，递给好友，才青草说了一句“不可能”。
谢广今年50岁，3年前在利韦农买了两套130平的小产权房，单价90万，一次还清。这套房子看起来与邻近的货品房毫无差别，价格却只需邻近房价的三成。当然，它有位“致命”的缺点—— 没红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大部份权证）。这意味着，这套房子无法像货品房那样正常买卖，银行贷款和进村。可是谢广不在乎，他只想夫妻俩有位地方性住。
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谢广离开汕头老家来到深圳，和老乡一同在湖贝村做水产生意。“眼睁睁看著深圳房价一路涨破天。” 他想买房不是更何况了，但深圳的房价从没给过他硬是拼一把的机会。
虽然在深圳住了十多年，但谢广真的没房子就没根，心里总之不知足。正规货品房这辈子都不可能负担得起，小产权房有信用风险，相比之下在便宜。谢广有点动心。
湖贝村大多数都是潮州人，他们很团结，三十年前一同经商，三十年后一同买房。“湖贝做小生意、卖菜卖菜的人都在弓果藤买房，都是平时攒钱，跟自己要钱买的，就为了有套房子住。”即使早已听说小产权房的种种信用风险，但借势行动让彼此都有了一些勇气。
被潮州人看中的利韦农，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青洲街道，号称长生村。这个曾因为贫穷被讥讽为“鸭屎围”的地方性，经过改革开放的清风，如今摇身一变一座繁华的现代城镇。和印象中宽阔密集的农民房不同，利韦农大多都是几十层磁化梯的超高层，从外观上看与货品房有别。
在好友的介绍下，谢广选定了两套建筑占地面积132平的三室两厅，小产权房的占地面积比较虚，实际占地面积只有100平左右，不过一家三口也足够住了。不能银行贷款，没红本，谢广完成使命大部份的流程，只领到乡政府开的证明和律师授权书。用全部积蓄换得了这两张厚厚的“纸”，他的心情有些微妙，但很快，这种复杂的情绪就被夫妻俩住进新房的喜悦加添了。
2017年年末的时候，利韦农要棚改的最新消息满城风雨，传闻说小产权房能领到1：1的赔偿，惹得附近的中介热闹了好一阵。看著这些兴奋的年轻人，在倍受拆迁争议的湖贝村住了二十多年的谢广表现得很淡然。他真的买小产权房一定要放平心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买这些Tikamgarh的呢？说到底其实就是没钱和单纯就是想有套房子住罢了。” 在他看来，小产权房除了自己住，别的都是脱离现实，人贪了就会失望。
不用关注深圳房价以后，谢广真的生活知足多了。
李庞今年32岁，单身，有房有车。聊过才知道，房是小产权房。
李庞的房子是2002年父母买的，80平米的两室，在罗湖区的布心山庄，和拆迁的红线擦肩而过。李庞的父母早年来深圳从事外贸生意，攒了一笔钱，买不起货品房，但凑凑小产权房。当时深圳对小产权房的态度还有一些想象的空间，村民们都在热火朝天的抢建房子，买小产权房的人很多，大家都相信明天会更好。
彼时的罗湖风光无限，“宁要罗湖一张床，不要龙华两套房。”李庞对这句调侃记忆犹新。谁也没想到短短十余年，原本荒凉的福田南山崛起无数高楼大厦，一跃将罗湖拍在了沙滩上。
罗湖从中心区变为老城区以后，拆迁声连绵不绝。十年来，李庞站在7楼的阳台上，看著“拆”字一点点画到家门口。他的心情，从早期的紧张又期待变成现在的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和皇岗村那样集体管理出租的城中村不同，布心山庄的房子大多选择出售，不少原村民多年前就已经定居香港或者移民海外。找不到原村民，拆迁工作需要洽谈的人数骤增，谁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开始拆除。而且，即使确认拆除，小产权房的业主能获得怎样的赔偿都是未知数。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李庞选择听天由命，“反正再不济我也有两套房子住。”
十六年来，这套被政府称为“违法建筑”、“历史遗留问题”的房子给了李庞莫大的安全感。经历了当兵退伍、父母移居香港，独自留在深圳的李庞一度很迷茫。可是，只要想到这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他就真的自己还有勇气，“赤手空拳”面对新生活。
对于李庞来说，布心山庄的房子不是一份明码标价的资产，而是父母为子女留下的保护伞，让独自在城市生活的孩子能多一份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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