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晓看 作者=李木
广州越秀区杨箕村令人叹为观止的回迁宴，让除广州之外的人，对这个村庄充满好奇，而广州本地人，则早已不胜其烦。今天，本文将扒一扒杨箕村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要办这么一场高调的宴会。
新华社报道，10月2日，杨箕村在小区内举行了回迁入伙宴，场面热闹非凡，请来了著名的广东舞狮班子，粤曲名家梁玉嵘、黎俊生、陈韵红等到场献艺。现场锣鼓喧天，不知道热闹的，可以尝试想一想电影《黄飞鸿·狮王争霸》的舞狮场面，咚咚锵，咚咚锵，你方唱罢我登台。
整个回迁宴的规模巨大，应当可以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小区内摆起了1500张大红桌，超过1.5万人入席，从顺德请来600名厨师，出动了专业摄像机，多架航拍无人机以及11块LED电子大屏，全方位无死角摄制宴会现场，供不同位置的来宾及时观看现场视频。除厨师外，包括安检、引导、技术在内的工作人员还有600多，现场竖起了多部安检门。
这恐怕是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千万富翁大聚餐，没有这样的规格真对不起他们。当地媒体报道，杨箕村到今年5月完成动迁，除17户钉子户尚未完成回迁选房外（为什么是17，后面有答案），1479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4032套安置房，平均每栋（户）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4套安置房。据杨箕村公布名单，回迁房总分配面积为平方米，平均每栋（户）分得186 .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同地段商品房现价已涨到5.6万一平米，相当于户均坐拥1042.16万资产。
然而这份财富来得并不那么令人羡艳。
杨箕村的发迹史
杨箕村是个历史悠久的村落，早在北宋年间，就形成了以黄氏族人为主的“簸箕里”。随着北人南迁，来自陕西、河南、江西、福建等地的移民占据了这个村子，共有姚李秦梁四大家族，原来的黄家人被姚家人吞并。四大家族按照东南西北中五个居住方位，形成“四社五约”、“三姚两李一秦梁”的村庄治理结构。这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有强大的家族势力，有古老的村规民约，更有千年的传承。
历史并不都是美好，直到改革开放前，这里一直是一个很贫穷的村庄，千年的历史上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富庶。杨箕村老村长姚镇江回忆，建国前，村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大户人家才能养上一头猪。计划经济体制下，杨箕村的土地大多数用来种菜，是广州主要蔬菜生产基地之一。在政府统购统销政策下，长期每50公斤蔬菜只卖4.6元左右，上世纪70年代末村民一个月辛苦劳作挣工分只有3元多钱，而工人的月工资是30多元，村民生活的贫困可想而知。
杨箕村的命运被改革开放改变。1992年，杨箕村所有耕地被征用，村民洗脚上岸，不种田改种楼，尽显中国农民的狡黠。他们在不大的宅基地上，竖起了一幢又一幢小楼房，没有规划，没有安全设施，全村种满了密集的小楼，楼与楼之间间距相当狭窄，人们形容两幢楼的人可以互相握手，称之为“握手楼”。
CBD坐下脏乱差的杨箕村。
曾经杨箕村的一家发廊。
村民们将这些房子租给外来打工者，摩的司机、发廊小妹、洗剪吹……多达4、5万人居住在这个本来只有上千户的小村落里，杨箕村成了藏污纳垢之所，社会治安尤差，广州市民称为“养鸡村”。这时候，那个传承千年的古村落实际上已经死了。
杨箕村的拆迁史
广州不断东进，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相继而起，杨箕村成了城中村，不仅位置相当尴尬，脏乱差的状态更让广州的官方相当尴尬。有人说，不断东扩的广州是一条巨鲸，那么杨箕就是它如鲠在喉的“硬骨头”。在光鲜亮丽的城市CBD边上，有这么一处城中村，跟广州的国际化城市形象格格不入，拖着不动，只能让拆迁的成本越来越高。
拆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2010年，越秀区将其列入52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之中，作为亚运会前必须完成拆迁的9座城中村之一，于当年6月启动拆迁。根据方案，杨箕村改造计划在2010年5月30日前完成安置协议的签订，6月30日前交付房屋，预计3年至3年半内实现回迁。现在看起来，这个计划过于乐观。
拆迁方案按照“猎德模式”，对村民实行拆一平方补一平方的方式，进行原地安置。所谓猎德模式，就是广州本地改造成功的第一个城中村猎德村的改造方案，按照市场拍卖的方式，以村集体成为改造主体，以高达5.2的容积率进行土地拍卖，并按照拆一赔一的方案进行补偿。通过拍卖，猎德村获得了高达46亿的土地出让金，当时还是2007年。巨额的收入加上村集体介入，使猎德村的改造进程相对顺利。
杨箕村也打算照搬猎德模式，2011年1月18日下午，杨箕村地块拍卖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举行，最终由唯一参与竞拍的富力地产以底价获得，约4.73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加上18.8亿元的改造成本，改造总价达23.52亿元。按照计划，该项目未来规划发展成为一个包括高端住宅、写字楼及酒店在内的综合性项目。
其中，公开出让地块的用地性质为商业金融业用地、二类居住用地和中小学用地，用地面积为6.2808万平方米，容积率6.18，建筑面积27.38万平方米，其中包括10万平方米住宅面积、16.0272万平方米的商业金融业及公建配套。
土地拍卖了，接下来就该拆迁。杨箕村的拆迁由杨箕村集体经济主体“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主导实施，一开始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两个月内就拆平1400多栋房，占全村98%，剩下2%的18户钉子户，进行了长达5年的挣扎。他们的诉求很简单，以拆迁方案不公开不透明为由，希望得到更大的补偿。
钉子户的抗争。
抗争来得非常惨烈。有人在屋里放满汽油瓶，有人在屋顶上插满红旗，有人向拆迁人员抛洒汽油，有人试图与铲车对抗，以血肉之躯阻挡拆迁……最惨烈的是钉子户李洁娥。她家有一栋三层半的合建楼房，但因重建未获批准，房子至今没有产权证明，这实际上是种出来的楼。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房子只能得到极少的赔偿。2012年5月9日上午10时30分，李洁娥在众人面前绝望地跳楼而死。在跳楼之前给朋友姚慕嫦留下了手写遗书，嘱咐她“性格要改变，不要自以为是”。
2011年9月6日上午，广州越秀区法院对杨箕村姚润珍户实施强制搬迁。屋主情绪激动，储备了大量汽油，还在楼外挂出白色条幅。
2011年11月，法院强制执法，拆迁队正在对纯仁里四号钉子户进行强攻，特警手持灭火器以防万一。
2012年3月21日上午10时48分左右，黄素芳看到住的房子被铲车铲了一角，立即飞奔过去拥抱房子，试图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全房子。最终房子被拆，她倒地哭泣。
2011年11月17日，林国英及女儿姚惠贤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在二楼向外泼洒汽油，经劝戒无效后，执行人员和法警对姚户施行强制搬迁，并对父女拘留十五日。
僵持日久，杨箕村成了一处困局。原本广州亚运会就要完成的工作，一直拖了好几年，各级政府压力巨大，房地产公司的开发成本不断抬升，早已签署协议的村民迟迟不能回归，18户钉子户成了众矢之的，早已搬走的村民自发前来与他们谈判，希望他们早日放弃。最终，政府把钉子户告上了法院，法院裁决剩下的17户钉子户败诉，拆迁计划最终得以完成。
已签约村民多次组团前来劝说钉子户，双方爆发骂战。
城中村村民不过是食腐者
经过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才有了还剩17户未能完全签订合同，才有了今天的1500桌大排场。旧有的那个在地方志里民风淳厚，文明古老的千年古村，早已在现代化的进程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作为城中村的村民，他们通过巨大的排场，所要展示的，无非是对钉子户的最终胜利，和对所获得的巨大财富的炫耀。这就是一种仪式，跟古代帝王午门献囚一样，都是源自农业社会的陈规陋习。村级党组织这么明目张胆违反“反四风”规定，当地纪委何在？
午门献俘，普天同庆，18个钉子户的抗争显得渺小而可笑。
然而他们并不懂得如何安排巨大的财富，更不能安排自己的生活。负责杨箕回迁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的杨箕庚泰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杨箕村民原有居住面积比较大的，这次分了十多套回迁房。有位手握9套房的村民表示，光租金一年就能收入40多万，还不用交税，“感觉很无聊。”
他们也会在自己子女的教育上倾尽财富。现在出国的中国孩子，有钱的人基本都是各种X二代，其中一个群体就是拆二代。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中国留学生倪瀚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持枪照，威胁教授不给过关就要发飙，最后被大学开除，禁止进入美国。
这位倪同学，就来自杭州转塘，一处同样是因为拆迁而一夜暴富的城中村。倪同学父亲的态度是“不觉得有多严重，只觉得是开个玩笑。”根本不知道爱荷华大学曾经发生过的卢刚事件，也不知道美国对持枪威胁的高度重视。钱有了，精神依旧贫瘠。
这些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一大批城中村的村民先富起来了。有人觉得他们体现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也有人觉得他们誓死捍卫财产的行为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这种两种看法都与事实相去甚远。
他们能够凭借城中村优越的地理位置，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实现财务自由，与他人并无直接关系，毕竟他们通过自己的土地，实现了“入股”城市化。一个两手空空的外来者，只能在他们搭建的平台上追逐自己的梦想，与城中村村民各做各的梦。然而，赋予他们抗争者角色也同样荒谬。他们也只不过是整个食物链条中的食腐者而已，基本已经丧失了生存的技能，要么面对送到嘴边的浮游生物，提供一些廉价而脏乱差的出租屋，吸食那些发廊小妹、快递员、建筑工人、出租司机提供的剩余价值；要么则守候在大型食肉动物的边上，等它们饱餐一顿之后，前来啃噬一点碎肉。公民意识的觉醒，绝对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发生。
城中村先富起来的逻辑，依然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之上。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蔚为壮观的世界奇迹，假以时日，北京、上海的楼面价总和，将超过美国全国资产的总和。
这实际上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财富，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堆积到了房地产市场上。尽管价格天天在涨，其实跟股票一样，不过是左手倒右手的游戏而已，只有存量财富的集聚，而缺乏新增财富的支撑。长久以往，实体经济将被这些食利阶层和食腐者啃噬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
这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巨大危机，城中村村民既当不了背锅侠，也担当不起改变的重任。愤怒和希望，都不是他们能寄托的。
真正危险的是“内卷化”倾向
更严重的是，当财富从实体经济转为虚拟经济，靠投资已经很难产生更多的收益，这个过程被称为“内卷化”，一个拗口的名词。实际上是经济学里面的边际效益递减。这也是中国为什么陷入治乱循环的原因之一。
这片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和经济是有上限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技术发展水平，承载的上限各有不同，但这个上限是肯定是有的，一旦突破这个上限，或者上限的水准下降，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东汉末年起三国，唐朝末年有五代十国，明清更迭烽火连天，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内卷化导致社会的崩溃。
内卷化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努力也好，资本投入也好，更多的投入带来更少的产出，奋斗产生的边际效益递减，越奋斗收益越小，于是人们不再开辟新的战场，转为开始固守一亩三分地，阶层开始固化，人们越来越因为身份、地位差别，而不是知识和努力的差别，带来分配结果的不同，于是社会越来越不公平，资源集聚，贫富差距严重。
一个朝代，开国之初，总是气象万千，积极进取，开疆拓土。到了中后期，同样会发现更多的投入带不来更多的收益，于是转为保守、封闭，日益增长的人口又得不到公平的社会机遇，社会资源也无法阳光普照，下层的不满屡被压制，最终像火山一样喷发。
当一半上市公司的盈利不及北上广深一套房的价值，当ST股可以通过卖两套房子摘帽，当城郊农民仅仅通过投胎就可以成为土豪，这就是一种新时代的“内卷化”。
这时候，保持开放以获取增量，提升社会承载的上限，扩展生存空间；维护公平，使奋斗者有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使社会资源分配有利于创新创业，使鳏寡孤独及老幼者皆有所养，这两者才是避免内卷化和治乱循环的关键。
延伸阅读
当你们批判杨箕村民是不劳而获的食腐者时，内心是羡慕的
作者=侯虹斌（作家，资深媒体人）
这些农民，就是通过拆迁房成为了千万元户！这不正是打《没有了奋斗，再多的房产也无家可归》的脸吗？是的，无需奋斗，他们就已经拥有了很多很多的房产，他们怎么是无家可归呢？你让那些在北上广苦苦奋斗多年，半年的工资才顶得上一平方米的房子的白领们情何以堪？
拆迁改造后的广州杨箕村锣鼓喧天，筵开1500桌，成了“十一”期间的一条大新闻。
1496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重聚在一起，共庆杨箕村民回迁入伙。按目前的市场价估算，杨箕村村民们个个都坐拥1000万资产。从航拍镜头来看，一千多桌筵席，原本预留的15000人的席位，座无虚席，密密麻麻，整饬如蚁群，视觉效果十分震憾。
杨箕村是广州的的城中村，与南方报业集团比邻而居，许多媒体人就选择了在这里租住，也见证过南方报社的许多故事，大概也是因为如此，它的故事就带有了一点文人气。
多年以前，杨箕村是许多外地打工者来广州落脚的第一站。里面是密集的廉价而简陋的农民自建房，在这里，因为房屋密度极大，连手机信号都收不到；但它又偏偏离地价最高、最核心的CBD珠江新城很近，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还是多条地铁的交汇处；于是，它在2009年成为广州首批“城中村”改造试点之一。
大家对这些未必都感兴趣，关注点全都在于：这些农民，就是通过拆迁房成为了千万元户！这不正是打《没有了奋斗，再多的房产也无家可归》的脸吗？是的，无需奋斗，他们就已经拥有了很多很多的房产，他们怎么是无家可归呢？你让那些在北上广苦苦奋斗多年，半年的工资才顶得上一平方米的房子的白领们情何以堪？
小产权房无法变现
1496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4032套（仍有17户因特殊原因尚未完成回迁选房）安置房，面积从32平方米到118平方米不等，平均每栋（户）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4套安置房，最多的一户分到了20套房。
据杨箕村公布的名单，回迁房总分配面积为平方米，平均每栋（户）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按照同地段4.5万元/平方米的楼价，相当于村民户均坐拥800多万的资产。由于房价均价已大幅上涨，现在的估值就是户均千万资产了。
上万个“千万富翁”济济一堂，这种万人筵真是盛世下的狂欢。
杨箕村拆迁前的面貌。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千万富翁们之所以致富，能获得巨额财富，既不是因为他们能力突出，也不是因为他们眼光独到、投资有术，更不是因为有冒险精神或投机决策能力，完全是时代的机缘巧合。他们比食利阶层走得更远，更像是彩票中奖一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难怪有文章声称，这些拆迁致富者是城市的食腐者。
说别人是“食腐者”，这样的话多少含有一点酸意。不过，回迁户获得房子，不仅过程与普通白领的购房不一样，其房产价值，以及对个人生活的掌控上，确实也有本质区别。
因为，这些回迁房都是集体土地性质房屋（即小产权房），不能转手变现。要把回迁安置房从集体土地性质改为国有土地性质，变成商品房流入市场进行合法变现，需要全体村民同意；媒体报道，目前初步了解村民对这方面的诉求尚未十分迫切，因为一旦转换房屋性质后，土地永久使用权将转变为70年使用权，并无明显优势。
如果房产再多也不能变现，那么“千万资产”只是一个虚拟的价值。
不适应现代小区生活
对于村民来说，以前他们以出租农民自建房为生；搬到“豪宅”后，以出租自己多余的“豪宅”为生，出租房子就是他们的工作，汤换了，药没有换。《南方都市报》报道过：
“一口气购置30台空调，安装在今年5月到手的新房后，阿斌满心欢喜地以为，可以将房屋全部租出去，轻松月入两三万，不过他算错了，由于改造后的杨箕村同一时间超过两千套房屋放租，租上好价钱的只是少数。
眼下，阿斌只有一件最迫切的事，赶紧将6套房子以理想的租金出租。这7年来，一家人仅靠临迁费维生。”
“‘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好吃懒做，靠收租一夜暴富的村民，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接过大捆出租屋钥匙的陈永健说，其实房子还真不好租，现在临迁费已停止发放，没有房租就意味着没有生活来源。”
另一方面，回迁村民要适应现代的小区生活方式并不容易。不少杨箕村村民反映回迁房公示的物业管理费太贵，毕竟他们从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习惯。而且，村民依然维持着以前在村口挂牌、自己拉客的方式出租房屋；一些中年男人喜欢光着膀子在小区甚至电梯里走来走去，电梯里总会弥漫着不知是烟味还是烧纸钱的气味；路边时不时会有狗屎或口痰。
以前就有媒体采访过住在珠江新城（广州的CBD）的回迁安置户，做过详尽报道。问题在于，他们有了单价五万八万的好房子，但是高档小区的高价物业管理费，是他们不小的一个负担；高档小区里的超市和周边物价高昂，他们不得不靠老人的免费公交卡每天坐到很远的便宜的菜市场买菜；随地吐痰、带小孩和宠物随地便溺的习惯并没有改变；不适应城市习惯，引起周围人不满。
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为了守住高价却不能变现的房子，他们必须生活在自己不习惯也未必喜欢的环境里。
这算不是算是对“没有奋斗，再多的房产也无家可归”的一种讽刺？
房产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救赎
然而，这种微讽，没有什么意义。这种不适，对于“房产”这个我们时代最后也是惟一的“救赎”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择偶市场上，“家有老房子待拆迁”，就足以让无数姑娘奋不顾身；光是这个市面价值就抵得过身家百万了，甚至像杨箕村民那样价值千万，像猎德村民那样价值上亿。这个时代发了疯似的进行房产开发伴随而来的拆迁，给了许多城市底层市民，和部分郊区农民一夜暴富的机会，绝对值得翘首期盼。
百拆图。除了担心政府不能给到足够多的补偿以外，回迁到高档社区、拥有账面上价值千万的房产，是一个眼皮都不用眨、无庸置疑的好机遇；至于生活方式合不合适，生活水准是不是降低了，这些一点都不重要了。在我们这个充满饥饿记忆的国家里，钱和房子是如此重要，压倒了一切生活品质的需求。
这个，不单是说回迁安置的村民们，说的是大量为了拥有房子而被迫改变生活轨迹的城市人。身边这样的例子无数。买到了“通州福利亚”的房子，每天四小时来回在上班路上，准备两三个充电宝；为了学区房，花了五六百万买个六七十平的二十年楼龄的房子，挤上一家三代，从此过上了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一两千块钱的日子；有了房子，但丈夫、妻子、孩子，至少有一个人的工作轨迹是远离房子一两小时的路程的，不是挤在地铁里就是堵在路上……
原本，拥有房子，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但现在，生活，是为了能占据这个房子，只要有了房子，苦也罢、累也罢，都不值一提了。
这些，不仅是因为房子的帐面价值高，更是因为，时下的一切都迅速贬值了。君不见，“上市公司靠卖两套房扭亏，买房12年狂赚16倍”；还有，大量的上市公司的年利润，比不上深圳或上海一套市中心的房产；无论做什么实业，都比不上房子来得值钱。房产，不仅是时代最强音，而且是最后的皈依了。
错过了买房的人，一次又一次后悔不迭。后悔到了后来，就无所谓了，因为再也买不上了，那个价格已经和自己无关了。
如果房子是一种信仰，为了这个信仰，过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学区房的宣传广告。其实，上面说的是只有了房子之后的困惑；但没有房子的困惑和麻烦，大概比有房子的苦恼还要大上十倍吧。这意味着你居无定所，找到好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难度大大增加，结婚的希望也大幅减少；结了婚的孩子上户口难，上学难……没有房子，甚至基本人权也大幅度削减。
由此来看，我们纵然能找到一些自我安慰的理由，假装文明地批判“城市底层的食腐者”不劳而获，获了也不能融入城市文明，不值得羡慕；但实际上我们还是羡慕的。而且，人家也没有任何不对，人家只是运气好而己，只是恰好生活在一个刚好把他们惟一拥有的东西炒上天的时候而己，有什么好批判的？
不管有没有房子，一个把房子作为信仰的社会是出了大毛病的。这种单一的价值体系极易崩溃，随便一个经济危机，就能让附着其上的社会机制尸骨无存。
这个局，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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